梅琳达•盖茨：要让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角色
【MBA中国网讯】今年9月，安吉拉·默克尔(Angela Merkel)在德国总理府举办了一场七国集团会议，邀请到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女性领袖阵容。其中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(陈冯富珍)、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(玛丽·巴拉)，挪威首相(埃尔娜·索尔伯格)、丹麦前首相(赫勒·托宁-施密特)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(利比里亚总统埃伦·约翰逊·瑟利夫)还有王后(约旦拉尼娅王后)。
而在一张可坐容纳二十几人的圆桌上，坐在默克尔正对面的，则是微软经理出身的慈善家——梅琳达·盖茨(Melinda Gates)。
默克尔向客人致谢，并听取了有关妇女政治参与、健康和经济权利的报告，然后将演讲席交给了来宾。首先发言的便是梅琳达·盖茨，她穿着合身的墨蓝色西装，戴着老花镜，作了四分钟精要而慷慨激昂的演讲。“只要让我们(女性)担任领导角色，我们就会有所作为，”盖茨说，“我们会发出呼吁，并且大力投资于妇女和女童事业。”
会议室里坐着的，都是世界级的女性领袖，但梅琳达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以上这些。总理有议会，CEO有董事会，梅林达·盖茨则有413亿美元的慈善基金。和身为世界首富的丈夫比尔一道，她几乎可以任意地部署这些资金，只要她认为合适。
这标志着她个人的一场转变。成立十五年来，比尔和梅林达·盖茨基金会(Bill &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)为根除小儿麻痹症和疟疾，以及进行教育试验的事业捐赠了巨额款项。但近几年，梅林达·盖茨才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：这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，有一半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。她也开始接受随之而来的影响力。在世界上专注妇女和女童事业的圈子中，她已经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。
“我一直在寻找可以为这些问题奔走呼号的积极倡导者。”梅琳达说。在默克尔那场论坛的间隙，梅琳达在当地著名的凯宾斯基阿德龙酒店(Adlon Kempinski)吃了午餐。今年51岁的她有着那种脚踏实地的技术官僚的气质——没有随从助理，带在身边的只有大量的数据和坚定的决心。“我知道，这个职位非得由女性来担任不可。我们会在基金会内部讨论，‘能不能争取到这个人或那个人?’我考虑过其他女性领袖，但找不到我认为能为全球女性发声的人。于是我想，‘如果我就是那个人，那我就义不容辞。我必须要勇往直前，不能畏首畏尾。”
女性在全球最贫困人口中占60%，在全球文盲人口中占三分之二。发展中世界“女性过高的死亡率”(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辞)意味着每年约有390万妇女和女童“消失”：约五分之二没能诞生，六分之一死于幼儿期，超过三分之一在生育年龄前夭折。
“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”梅琳达设问，“说到底就是消灭世界上的贫困现象。而我们知道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把妇女和女童放在核心位置。”贫困跟性别歧视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现，而梅琳达认为，消灭贫困的关键在于解决历来被忽视的性别歧视。她在这上面“押”了数十亿美元。
梅林达·法兰奇·盖茨在达拉斯出生和长大，父亲是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还帮忙打理家里的一点租房生意。“他们确实就想靠那个支付我们的大学学费，我们心里也都明白。”梅琳达说，“我们”指的是她和姐姐还有两个弟弟。每到周末，他们都要清扫、整修出租房，并在家里的苹果 III电脑上管理账目。
毕业于天主教女子中学，并且担任毕业生代表和高中操练队队长的她，用五年时间获得了杜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学位，外加一个MBA学位。为了早点进入职场，梅琳达特意地把这个过程缩短了一年。“她一直都知道她想要什么，”姐姐苏珊·法兰奇(Susan French)说，“她有这样一种自信。一旦认定下一个项目、下一个目标，她就会全力以赴。”
1987年，那下一个项目就是担任微软的产品经理。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——其创始人在公司停车场里向她发出了约会邀请。“大学的时候，我认识很多很聪明的男生，因为当时女生非常少，”她描述起比尔最初吸引她的地方。“回头看看，比尔跟我在大学时结识的人一样。我很敬佩他们，他们也钦佩我。他聪明的头脑肯定是吸引我的地方，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他的好奇心。他有很强的幽默感。我喜欢他那风趣的一面。”
相恋七年之后，两人于1994年在夏威夷结婚。1996年，已经是微软一名总经理的梅琳达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弗(Jennifer)，并选择了在家带孩子。“这完全是她的决定，”比尔·盖茨说，“我有点惊讶，但对她来说是有意义的。然后又有了第二、第三个孩子。”
时光快进二十年：珍妮弗已经19岁了，在斯坦福读大二，罗里(Rory)已经16岁，菲比(Pheobe)也13岁了，对妈妈的依赖越来越少。跟很多盯着空巢无所适从的妈妈一样，梅琳达经历了一段激烈反省的时期。下一步该怎么办?
于是，她开始越来越深入盖茨基金会的工作。该基金会主要聚焦于全球健康和发展，在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、疟疾和艾滋病，以及推广疫苗和卫生工作方面成效惊人。但值得指出的是，“在倡导女性健康方面，该基金会并没有走在前列。”《没有免费的礼物：盖茨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的代价》(No Such Thing as a Free Gift: The Gates Foundation and the Price of Philanthropy)一书的作者林赛·麦戈伊(Linsey McGoey)写道。
逐渐地，梅琳达不再那么深入特定慈善领域了，而是开始思考，该如何统摄基金会已有的横向覆盖面。具体而言，就是给这些领域内涉及到世界最弱势妇女和女童的项目提供资金。其中当然包含同理心的成分，但梅琳达采取了一种讲究投资回报率的态度。穆罕默德·尤努斯(Muhammad Yunus)因为向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提供小额贷款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，他认识到，女性更有可能有效管理钱财并将其用于家庭。比尔·盖茨通过免疫方面的工作，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;而梅林达·盖茨也意识到，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带孩子去接种疫苗，她开始鼓励把这一点纳入考量的赠款。
“刚进基金会的时候，我觉得妇女问题都是‘软问题’，而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是在避重就轻，”梅琳达说，“但事实恰好相反。妇女问题都是些大难题。想解决暴力和童婚?那才叫难呢。沃伦·[巴菲特]总说，志气要高一点才行。”
梅林达·盖茨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柏林。多年来，她一直保持在公共视线之外，虽然她早已开始在基金会工作。(“比尔就是个公众人物，我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生活。”)，但最终，她还是承认，倡导一项事业就意味着抛头露面。“我教导女儿们，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后来发现，我需要作出榜样。”于是，三年前她来到德国，在TEDx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，重点放在计划生育和和避孕措施的普及上。过了三个月，原来每年7,000万美元的认捐额度就翻了一番，而她又宣布追加1.2亿美元。
欢迎来到聚光灯下，梅琳达。教宗本笃十六世治下的梵蒂冈半官方报纸发表头版文章，题为“计划生育和造谣：慈善事业带来的风险”(Birth Control and Disinformation: The Risks of Philanthropy)，指控她控散布谣言。对于一名自称每天都会祈祷或冥想(“无论你管它叫什么”)的天主教徒，这样的谴责未免有些太苛刻了。“这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话题，”梅琳达说，“谈论性、生殖和工具……但这是我们在基金会内部所谈论的东西。”
梅琳达也学到了两条宝贵的经验教训。其一，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雄厚的财力，只要她开口，世界就会听。“在为计划生育奔走呼号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们是可以在全球舞台上调遣资源的，我立刻就想，‘还有其他的女性问题需要我去承担起来。’”其二，她承受得住打击。
“他们说，盖茨太太真是错大发了，她一定是被那些想卖生殖健康工具赚钱的人给骗了。”比尔·盖茨说道。为此，他把报纸当礼物送给了她，梅琳达就把报纸裱起来，放在她位于西雅图的基金会总部办公室里。“我之所以送她一份，是因为她决定站出来，对抗争议。这是一个情况复杂的领域，但她选择了承担。”
但凡是关注该基金会的人，都不会认为梅琳达是那里的二号人物，次于比尔这个一号人物。“任何在关注的人都清楚，她发挥着主导作用，”全美慈善响应委员会(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)的亚伦·多尔夫曼(Aaron Dorfman)说，该委员会是一家业内观察机构。
“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角色当然不是对等的，”梅琳达·盖茨说。“他是微软的CEO，我比他低好几级。我们只有改变，才能成为真正地平起平坐。这不是什么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，但我们都致力于此。行不通的时候，我们就私下沟通。但我认为现在已经实现了。
“我们会互相交换会议和问题。对于什么时候单独做决定，什么时候商量着来，我们已经驾轻就熟。有些决定之所以需要商量，并不总是因为钱的问题，更多地是考虑到‘对方会不会像我一样关心这个决定?’
“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搭档，”比尔·盖茨说。“创办微软的初期是保罗·艾伦(Paul Allen)，他帮忙设计思路和构建早期的一些产品。后来是史蒂夫·鲍尔默(Steve Ballmer)，我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，他加入进来，把公司运营得超级成功。现在则是和梅琳达一起管理基金会。”
她和丈夫拥有同样的头衔：联合创始人兼联席主席。(比尔的父亲是另一位联席主席;将财富源源不断地注入进来的沃伦·巴菲特则充当联合受托人。)“她和比尔是最终的决策者，”去年上任基金会CEO的苏珊·德斯蒙德-赫尔曼(Susan Desmond-Hellmann)说，“审批过程从年度预算和战略开始，他俩作为平等合伙人参与其中。”
梅琳达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举措很快就延伸到了怀孕妇女，特别是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。一旦涉足计划生育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婴儿健康，继而又致力于拓展女童的教育机会。接着，这些年轻女性毕业后，又该做些什么呢?梅琳达了解到，在发展中国家，大多数年轻女性都得不到有报酬的工作。于是她为众多项目开了绿灯，鼓励小面积耕作和移动银行等微型创业。
其结果，便是一个“从摇篮到母亲”型妇女和女童组合倡议。该基金会并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投入金额，主要因为这跟去年39亿美元的支出密切交织在一起。它还会衡量具体每个项目对妇女和女童的帮助。
例如，该基金会赞助M-KOPA，肯尼亚一家生产太阳能灯具的机构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跟性别无关的项目——为不通电地区的家庭提供个人电源，降低使用煤油灯带来的支出和危险。但它对女童的帮助却尤其之大，因为在做完一天的家务后，她们常要在晚上做功课。另一个合作伙伴GSMA则面向没有足够银行账户的人口，普及移动钱包账户。同样，这对女性的意义更大——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账户拥有率只有37%，很多人被有意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。
“去印度和孟加拉国这样的地方实地考察时，对那里的妇女所说的话，你会有点不想听，”她说，“但如果你真正坐下来，注意琢磨，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，‘天呐，她们都是对的。’”而这群妇女让我意识到，我在发展中国家所目睹的所有问题全都需要解决。它们都是同一问题的不同组成部分。”
盖茨基金会也热衷于资助这方面的试点项目：成功了就进一步投入;失败了就当作学习机会。梅根·怀特·穆库里亚(Megan White Mukuria)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她创办了肯尼亚的ZanaAfrica Group，专做卫生护垫。在许多低收入国家，女童在例假期间会请假甚至辍学，在非洲，这一比例高达十分之一。
ZanaAfrica的赠款时间表恰好契合了基金会侧重女性问题的发展曲线。2011，该组织获得10万美元的测试阶段款项，用于开发竹子和黄麻等本地材料制成的卫生护垫;到第二阶段，穆库里亚想要试水销售策略和健康教育方式，但她的提议被否决。两个月后，“否决”变成“也许可以”，又过了三个月，“也许可以”变成了确定无疑的100万美元。上个月，ZanaAfrica收到了260万美元的赠款。
“盖茨基金会最初无法资助规模化生产，是因为卫生护垫不在他们卫生事业的既定任务之内，”穆库里亚说。“但他们就相互眨眨眼说，‘这我们必须做。’他们不做，那就没有人做了。”
通过“将妇女和女童置于发展的重心”(Putting Women and Girls at the Center of Development Challenge)这样一个名字拗口的计划，明年还会有更多此类项目。约20个针对女性的入选项目将收到超过20亿美元的赠款。这对梅琳达来说只是小钱，但预示着她正在向新一批慈善团体张开臂膀，它们将妇女和女童福祉作为主要目标，而不是有益的副产品。她希望形成一个信息交流中心，服务于在这方面寻求帮助的人，而这正是其中的第一步。
“每个人都在试图预知哪些会得宠、哪些会失宠，”前述慈善监督机构的多尔夫曼说，“许多团体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。”这符合盖茨基金会一直以来所受到的批评——握有权力过大，涉及太多的闭门决策。“无论盖茨夫妇是否喜欢这样，”作家麦戈伊说，“有一种看法是，管理层所施加的强有力的方向性影响是件好事，不应该被看作潜在的问题根源。”
“据我的经验，梅琳达喜欢听取他人的观点，”德斯蒙德-赫尔曼说，“基金会里有人整个职业生涯都从事于某个技术领域，比如有人就做了一辈子的结核病。”当被问及有没有人会拒绝梅琳达·盖茨时，她笑着说，“会有人说，‘同意……那是不可能的。’这比直接说‘不’的可能性要大一些。”
“说实话，我们对世界人民负有责任，”梅琳达补充说，“我希望，到我们行将就木的时候，有人会回望过去，说‘梅琳达和比尔是为了贫困人口而去改变世界，难道不是吗?他们的工作是不是让更多的孩子活了下来?使更少的人感染疟疾?使更多的妇女获得避孕药?’我们正是对这些人负有责任。”
回到柏林，在总理府的国宴结束后，梅琳达向着她停在机场的私人飞机走去。就在城市的另一头，跟她刚刚走出的权力殿堂冰火两重天的，是一幢政府综合大楼，在那里，数以千计的叙利亚人和其他国家的难民正在等着做难民登记。
你很难忽略那些妇女，她们照看着载满小孩的超负荷婴儿车，一辈子的琐碎物品耷拉在塑料袋里。她们有自己的帐篷，可以享受一点隐私，其中包括哺乳。男子们站在人满为患的队列中，急切盼望着被叫到名字，然后登记身份信息，申请救助资金和服务。一路长途跋涉到柏林之后，难民们除了等待外，别无他法。
“当你在照片上看到一个被冲上海滩的孩子——或母亲——其中有那么多都是女性的面孔，”她说，“即使他们越过边境，也会被强行安置在难民营里，暴力和强奸的危险让女性的生存状况尤其恶劣。她们所受的苦难要深重得多。这让我感到心痛。不是隐隐的悲哀，是痛心疾首。”
盖茨基金会就是为迅速行动而设计的，夫妇俩已经规定，在最后一名联合创始人去世20年内，必须将所有资产投入运作，使该机构逐步停止运营。故而梅琳达计划向中东难民危机捐赠约1,750万美元的款项。在世人看来，这是为了减轻人们的苦难，而在梅琳达·盖茨心中，她向着改善贫困妇女的生活状况又迈出了一步。